赣江金融高端论坛圆桌对话：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之路

　　日前，第六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成功举办。在圆桌对话环节中，赵锡军、王擎、何青、王永钦等围绕话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之路》展开探讨，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瞿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瞿强：谢谢诸位！今天的题目非常大也非常重要，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之路，相信大家始终关注学习这个主题，刚才两位主讲人对这个题目做了充分的阐释分析，这个题目分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第二现代化过程中金融发挥什么作用。刚才两位主讲人给大家介绍了整体的情况，我觉得吴老师说的挺有道理，现代化有两个，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法治化，但如果深入讨论的话，究竟如何进行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需要什么前提，比如竞争、法治化，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几个困难，有一个预期不稳定，法治化可以稳定预期，法治本身的稳定也很重要，这都是我们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金融这块，我们可不可不讨论得更具体一点，根据刚才讲的是比较大的问题，比如金融创新和监管、现代化硬科技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支持，还有普惠金融，这些都是可以具体讨论的问题。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大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专家有各自的领域，希望讲得更具体一点。我们讨论比较自由，开放式的，如果有一个人说的时候，别人觉得听得比较刺耳的话，鼓励大家随时插话讨论，不要太拘礼。

　　一个人先5分钟围绕这个主题谈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再讨论。这是一个。过程中可以随时插话讨论，听着比较刺耳的话也可以来打断讨论。总的基调就是比较自由。我们按顺序来，赵教授先来一个。

　　赵锡军：谢谢瞿老师！瞿老师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第二是金融，刚才听了吴老师和何院长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关系和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监管这两个主题报告。我想中国式现代化有现代化共同的特点，就是要遵循一般的规律，同时按照现在的描绘，中国式现代化还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要满足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我刚才一直在想，按照底层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样的规律，我想到一个方程式，就是1+S的12次方等于2，怎么理解呢，就是人均GDP是1.25万美元，到2035年要建成现代化国家，按照一般的说法，吴老师也提过，要达到2.5万美元，就是现在西班牙的水平。如果这样的话，相当于以这个为底层的支撑来讲，就是还有12年，我们要满足这个方程式1.25乘上1+X的12次方等于2.5。刚才我算了一下，每年复合增长是0.5946，就是5.946%。我觉得往后12年，每年保持这个增长速度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按照最基本的判断再往下看，我们怎么才能够保持每年5.946%的速度，我们可能有传统的产业支撑、传统的模式来支撑，作为金融来讲，为传统的模式支撑就是提供周转，但是这个传统模式是否能够提供那么快的增长，现在越来越存疑。

　　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新的要素来支撑。新的要素不是简单地是需要流动性来支撑的，每年多少贷款支持它，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本，而且按照更加深入的探讨来看，新的要素可能是创新的要素，而且是原创的要素，这个投入的资本量和消耗的资本量会比传统的扩张仅仅是提供流动性的扩张消耗要大得多，原创的东西从开始有想法，到最后产业化，到真正变成人均GDP，可是要经过多次试验、多次可能的失败，每次失败就要消耗资本，如果将来要保持5.9%的增长，可能创新的部分比例会越来越高，消耗的资本会越来越多，作为金融来讲，怎么样来支撑将来用于创新消耗的资本，这个配置机制在哪些，更多还是要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来支撑消耗的属于创新型的发展路径。这是第一点。

　　瞿强：我觉得你还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赵老师是学物理的，搞了一个公式，实际上经济增长就是政府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把条件弄好，然后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增长到哪一步、增长到什么目标都可以接受，是不是一定要反过来搞一个硬的目标倒逼你增长，虽然那个增长不是大家真正需要的，这个风险也挺大的。

　　赵锡军：这是另外的思路，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规律也没有评价，就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本领吃饭，各凭自己的本领跳龙门，跳得过去就上去了，跳不过去，有人说你可能跳到像拉美或者别的国家，他们好象也没有目标。我们设定一个目标，现在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又不像没有目标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做法，我真地没有研究哪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像中国有一个目标，然后去奋斗，哪些国家是毫无目标地来推进，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瞿老师定位的话题。

　　瞿强：这个话题有点大。我事先没有跟他们做任何沟通，他们都是自由发挥的。

　　王擎：感谢江西财大的邀请，我是第二次参加论坛，上次好象也是圆桌，非常亲切。这个问题确实很大，刚刚瞿老师说三五分钟，所以我急速地压缩。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很多，经济层面上，我理解就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开放、共享，金融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金融奋斗的目标。我们定了这个目标，怎么做呢？在十四五规划提到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刚才何老师也提到这个。我个人理解适应性确实是最重要的，就是适应的内涵非常丰富，我们有创新需求、绿色需求、普惠的需求，然后适应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适应新旧动能的转换，适应中美大国博弈格局下金融怎么维护产业链的安全，适应包括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进入未来的发展。这里面还包含了金融、产业和科技三个循环，这都是可以从适应角度来体现的。

　　未来的金融，我觉得未来确实还有一个特点，完全是融入化的金融，就是金融的形态可能不是那么间接，但是直接融入场景和产业，不一定像银行，但是在大数据情况下，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看待金融不一定完全是讲和实体经济的对立面，而且金融和实体应该是完全融入的状态，从形态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确实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可能产生的跨界交融，金融本身直接和间接的融合，以及金融和产业的高度融合，我自己的理解，这就是适应性，适应性是最重要的、最首位的，你适应了，后面的竞争力，我们自己竞争力不能出问题，自己的金融机构不能垮。

　　刚才吴老师再一次提醒我，目标提出怎么去实现，实现的目标有些是冲突的，我们政策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讨论怎么实现推进的时候，金融有一个不合实际的选择，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度。举个例子，上次金融年会我也提到，绿色金融现在发展很快，但是我个人觉得绿色金融有点泛化甚至泡沫化，核心的关键绿色标准没有界定的情况下，我们在泛泛大量推进绿色金融。同时我们要考虑绿色金融在发展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绿色可能有合理的度，所以我们要考虑这里面的目标就是有一个增长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有一个发展和安全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协调，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发展需要有一个度，绿色可能有一个度，开放也需要一个度，其实创新有时候也要考虑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兼容的问题，实际的是先和后的把握，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实际上所有目标的发展都建立在增长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高的增长，何谈共同富裕。我们在量的目标上追求质，这个一定要兼顾。

　　第三点，我刚才听到何老师谈现代金融的内涵，我觉得它的含义太丰富了，有时代性、技术性，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是什么呢？不论是现代金融还是金融，其实它需要一个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信用是金融的一个基础。但现在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掺杂在一起，我们昨天讨论，历史上金融为什么第一个出现交子、出现货币，古代金融很发展，现在为什么落后，金融的分流可能很大程度是没有建立起很好适应现代金融体系。如果政府信用过多取代社会信用，将使我们的信用在资源配置上发生扭曲。我们走向现代，可能还需要完善一些基础的东西，把基础的东西做好，现代的推进才会走得更加扎实。先讲这三点

　　瞿强：刚才有几个点很重要，比如说度的问题，特别是绿色金融，这个概念非常同意，不能太泛化。我举个例子，绿色金融是很重要，环保，但是我们发展是阶段性的，1.2万美元和人家五六万，就是穷人和富人，面对的问题不太一样，穷人首先要先发展后治理，还是有一个协调。国家有很重要的金融主管部门，每年有一大堆的重点科研课题，我确定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说这么大主管全局的，90多个重点课题，1/3是谈绿色金融，其他1/3是和绿色金融相关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制定政策这么重要的部门，2/3的工作都在绿色金融上面，其他工作比如金融稳定、监管这些怎么办？这就是度的问题。

　　王擎：我们很多绿色是在绿色产业，我们真正的环保产业是绿色，地方追求率先发展无可厚非，有一个政策导向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对绿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我觉得抓住绿色核心本质是绿色技术的转型。

　　瞿强：第二个问题待会儿再讨论，现在觉得银行有钱，让银行搞大量的科创金融、科技金融，银行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分工的问题。待会儿再讨论。

　　何青：感谢财经大学邀请，六届我来了四届，刚才听了吴老师、何老师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我从国际金融讨论一下。我们人民大学在海外开了好几次中国式现代化的会，中国现代化之路里面有一个普适性和一般性的问题，海外比我们更关注这个问题，特别是亚非拉的同志，他们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学习，这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还有一个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在想非常大的激励作用，金融机构怎么做呢？就是回应瞿老师讲的几个方面，我自己认为，我们的银行对于普惠式金融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对创新型是比较欠缺的，我心里感到银行可能会支持普惠，可以支持绿色，可以通过大数据，更精准地捕捉客户，但是银行天然有一个风险对冲能力不像资本市场这么大。银行对于创新的支持力度比资本市场稍微欠缺一点，所以我们国家既要又要，银行主要是普惠和绿色，保证大家共同富裕。资本市场需要突破资本市场创新的作用，因为资本市场很多创新在软科技、硬科技既要又要，有北交所、港交所，交易品种特别多，每个交易所希望辐射不同创新产业，所以在资本市场对于创新来说是很重要的，这里面可以解释国家金融监督局没有把证监会纳入进来，是不是希望金融市场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

　　现在有一个币值的波动，我们怎么开放是一个关注的问题，我们人民大学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包括海南建一个社会主义离岸资本市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要创造人家认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金融市场，这里面就对金融开放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毕竟很多金融都是舶来品，我们需要在制度基础上创造全世界能够接受的金融制度。

　　最后就是又要开放又要发展，同时又要防止资本大幅无序流动，其实就是怎么进行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的协调，这个道路还是比较具有挑战性。

　　最后补充一点，为什么金融监管和金融支持的普及性很重要，我们发现金融诈骗最容易的受害者竟然是在北京的高校学生，我自己的学生竟然被金融诈骗损失了好几万块，金融大数据的背景下，反而成为被欺骗的对象，我们得反思这个对象，怎么进行金融支持和普及教育。

　　瞿强：我猜你的语义，大监管是不是应该把证监监管放到大监管里面去。我觉得底层的逻辑可能是债权和股权的区别。你一开始讲的问题也很重要，我觉得中国式现代化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间权衡的问题，还有就是共性和特性的问题，这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还是要克服或者克制对特殊性的强调，更多追求共性的，那样成功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因为所有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太一样，规律都是对过去经验总结，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根据大量事实概括出来犯的错会小一些。我们开一次讨论会，特殊性强调得比较多，但我有不同看法。

　　王永钦：我有一个PPT，首先感谢江财的邀请。现代社会是基于未来预期的，金融使你的梦想达到彼岸，工业革命之前，历史是重复的，现在反过来为了预期决定今天做什么。怎么达到彼岸呢？就是金融要做的事情。金融有很多功能，融资功能，风险分担，像保险，还有信息加总等。

　　我讲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债与股的关系，非常基本的逻辑，任何的金融合约只是一个承诺，就是兑现一个诺言，必然有抵押品在里面，所以它的横坐标是抵押品。股票对制度要求很高，在巴西一块土地100万，如果法律不能实施，就打折扣了。最终变成抵押品的种类和结构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障碍，刚才瞿老师是幸福家庭是相似的，我想说不幸的家庭也是类似的，产权界定不清楚，农村资产虽然是资产但不是资本，是沉睡的资本。没有信用，金融就不能发挥作用。美国经过一百年演化，一百年前美国和中国一样，借贷或者金融抵押品主要是土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未来现金流做抵押，法律非常健全，有破产法，这样非常利于创新，因为创新的企业没有什么抵押，就是未来的现金流，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房地产在中国是重要的抵押资产，如果找到替代的，必须发展出土地之外的其他抵押品。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讲三点：第一抵押品有三类，一个是法律释放点，比如农村土地，农民就是杠杆，这样就是公平的社会，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可以融资可以创业。再一个如果抵押品匮乏，关系也是抵押品。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就是抵押品匮乏的问题。

　　第二种最安全的抵押品就是国债，国债不是量多是太少了，国债是经济体里的抵押品。这对中国地方债的改革提供了思路，地方担保，一举多得。政府创造的国债，可以发债去融资，解决社会问题。

　　另外货币政策基础，2014年以来货币政策是基于外汇战，货币的创造是基于美元的，这个不正常，所以迎来货币转型。    

　　瞿强：谢谢王老师的充分准备，他的比较高大上，适合真正的圆桌会议，小范围商量讨论，但是我感觉这是长桌会议，主体是学生。我觉得功能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讨论。金融确实很重要，觉得金融行业重要性不那么大了，坏人好象挺多，我不同意。亚当斯密说是金融是血液系统，促进再生长。社会像人体，越发达以后，血液系统重要，更重要的是神经系统。不认识的人在这里交易，定价过程中代表对风险的判断、信息的传递，最后到资源的汇总。现在很多决策部门的人还是停留在血液系统，没有上升到神经系统的理解上。另外你核心的是抵押品，因为你的题目是结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确保不同的业态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过去几年好象有点乱，就是交叉得太厉害，将来怎么重新定位。

　　王永钦：金融不仅有流动性，还有信息生产像神经系统，确实是的，因为分别对应股和债，债是流动性的，其他的金融机构是创造信息的，或者从证券类型都有类似的地方，最后回答瞿老师的问题，在赶超阶段，你的项目确定性比较强，比如生产汽车，是模仿赶超阶段，这时以银行为主，这时抵押品不确定性比较小。等到技术前沿了，谁也不知道往前做什么，要生产市场提供信息

　　瞿强：科技信息面临大量的风险，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没有要求那么高的回报，为什么承担这么高的风险。

　　何青：老百姓要安全。

　　王永钦：如果你的金融体系是房地产做抵押的，银行不会看你做什么的，你赌博都可以，因为可以把房子收回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是基于创新的，基于创新的金融体系一定要基于资本市场，先是银行贷款然后是债券，然后是抵押品。

　　应展宇：非常高兴参加江财的金融论坛，吴老师对中国金融发展道路做了一些判断，我讲几个观点，现代这个词，刚才王老师也提到是相对传统而言，就有新奇性、破坏性和颠覆性。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这跟技术的广泛使用，跟金融的融合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多年也处于高速增长，从技术的角度更多是在技术前沿内部进行模仿，这种情况下银行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从理论上讲，强调货币流动性，从信用的手段支持创新，这是建立在货币流动性基础上，美国到19世纪60年代银行券被认定为法币，人类也经过很长的变化，但是这种制度变化确实使得人类按照王老师说的未来的现金流去创造，但是从工业革命角度来看，还不够，工业革命每一步发展，股份制包括后续的发展，金融具有双重流动性，有货币的流动性还有资产的流动性，单纯货币的流动性指支持创新角度还是有欠缺的，需要资产流动性给创新进行定价，从支持创新来说面临更艰巨的任务，但是这个定价确实很麻烦，既然叫创新，就意味着不可预测。人类对未知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进行估值，这对金融是非常大的一种挑战。从理论上，需要一个信息激励机制，需要去激励一些主体从事这样关于创新信息的，然后在生产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估值。从全球来看，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风投的盛行，人类才完成了金融革命，形成了创新支撑的金融支持体系。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技术前沿，已经不可能单纯靠复制模仿增长，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现在最关键，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还涉及到资本市场生态，生态的核心我认为就是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应该构建非常强的信息网络，创新估值，而不是创新银行本身，要靠激励投资者生产信息，能够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汇聚起来，完成合理的估值，一方面激励企业家创新，一方面鼓励投资者生产信息，形成比较完善的闭环之后，我感觉中国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健康发展。因为中国经济体是复合型的，创新并不代表传统经济不需要支持，从中国目前情况看，那么庞大的银行体系通过普惠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支持，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打破银行跟市场间的互动，因为中国银行体系太庞大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实现机构跟市场的良性互动。从美国来说，流动性方面已经使银行跟市场开了很多口子，流动性是非常关键的，估值时流动性是前提，银行体系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货币发行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只是在琢磨，如果比较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加上机构跟市场完善畅通的支持信息，我个人感觉这样才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比较高的可持续的增长态势。

　　瞿强：讨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银行和资本市场，据我所知，应老师跟吴老师思考了20多年，今天似乎又有新的感悟。我个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平衡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关键是平衡感，不能太偏颇，要把握好度的问题，这里面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长期增长还是靠科技的发展，还有公平，这两个都很重要。我觉得赵老师还是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的院长，我本来不是特别关心普惠这个问题，我始终有个问题没有搞明白，这个普惠是在公平效率当中关注公平的问题，公平的问题需要财政解决，我们交了这么多税，政府好象更多应该解决公平的问题，结果财政不太愿意解决，财政拿很多钱搞投资奖，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根据政府引导资金风投接近2.8万亿，这个钱拿来搞普惠更重要。然后金融资金使用和效率的关系处理会更平衡一些，不知道赵教授怎么思考？

　　赵锡军：你提出非常挑战性的问题，我同意你的观点，普惠，你要给钱到属于社会相对比较弱势的这些群体也好或者是市场主体也好，给钱肯定不是金融的问题，是财政的问题。所有居民和市场主体接触或者获取金融资源平等的权力。比如说普惠里面最讲究的事情，是所有居民和所有机构都能公平地获得这个帐户，这个帐户里面有没有钱，钱多少，不是普惠的问题，是财政的问题。我对普惠的理解是非常浅的，没有那么深，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说到的事情，我再说另外一个观点，因为我听五位专家说得，现在基本形成一个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除了普惠也好，绿色也好，但是普惠和绿色是不是就是现代化，我觉得可能公平对自然的保护更多，但最终还要落到人民生活质量和富裕程度的提高，现在叫共同富裕了，这是最核心的。如果说你没有经济增长，搞再多的普惠、再多的绿色也不行，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在现代化支持过程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是否要融合，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说金融服务的供给通过机构、通过市场来提供，但你要想想需求方是否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否真地有那么多经济主体，需要债务的融资，需要股权的融资，如果说没有那么多，就不一定说我们的结构要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这里很重要的。刚才何老师也提到，居民的风险偏好究竟是愿意把钱放在银行还是放在市场，或者说有人兼具两个，就是有些人是风险偏好比较小的，一辈子就愿意把钱放在银行，就是要稳定的收益，另外一些人，天生要追求冒险，我愿意放在市场，如果整个民族偏好永远不变化，就是20%人愿意没钱，80%人就是放银行。

　　瞿强：你这个题目太大了，要论证得获两次诺贝尔经济奖，就是风险偏好有民族特征。风险回避系公平性的假设，大家都一样。穷人相对来说要安全的，富人都放在资本市场。

　　何青：中国对风险偏好比较低，不像美国的丛林文化。

　　瞿强：中国炒股可积极了。

　　赵锡军：我说的是银行周转资金在银行完成循环，支持常规流动性的增长，资本市场在完成自己的周转，但是上面还有一个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提供总的流动性，因为它可以印钞票，关键是我们如果需要资本市场来提供创新性的资金和资本需求消耗，中央银行闸门放开以后，我们用什么机制，像何老师说的，儒家文化使得风险偏好不是特别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导向资本市场。这个怎么做，我只是抛出这个问题。

　　瞿强：他算变半天要实现目标，经过增长率要达到6%，能不能达到？能和不能给一个理由。

　　赵锡军：你刚才的观点，经济活动是人类的活动，人类未来的活动是不可预知的，也许能，也许不能。

　　瞿强：人们说炒股都是宗教，经济学变成哲学了，都回答了，也都没回答。王老师，说金融有适应性，中国式现代化要平衡这两个问题，不能走极端。金融的适应性，通过长期经济增长，科技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我们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将近400万亿的银行资产，比资本市场体量大得多，但是科技发展这块，银行究竟能做什么事情，跟资本市场如何对接？因为在银行有压力，大行到小行都要在科技创新这块发力，甚至有投贷联动，都做得不是很成功。您有什么高见？

　　王擎：现在对很多大科技公司的放贷行为，展现出好的方面就是增加了一些信用可得性，以前完全没有信用记录的，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提供，我们银行是靠抵押品支持，其实抵押品会带来一些弊端，刚才讲房地产本身有泡沫，所以抵押性的金融也会带来增长效益，比如房地产高，抵押更多，房地产下来抵押更少，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强的周期性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比如技术这块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会把金融的周期性考虑进去，也就是说我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通过大数据放贷，不一定有违约或者坏账，可能数据的资产和抵押品资产有一定差异，但具体地，我刚才说对中小、对个人，对创新肯定要判断，不仅是数据，还要有前瞻性的判断，我同意创新需要更多直接融资，因为个人存款约束比较强，资产错配导致的是另外一个风险，这个风险银行不一定能够驾驭。但银行可以做一些事情，但能不能完全应对现在这种工业化。政府隐形担保对银行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会倒逼银行往创新方面转型，我认为这个转型是远远不够的，银行没有很大的动力。

　　瞿强：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银行很强大，银行怎么做资金，有个科技周期的变化，银行一年就考核，违约了得追责，银行制度设计很难做这个事情。前段时间调研银行，他说我们也可以做，可以从新的产业跟踪看，他们也做不到，因为银行还有一个轮岗制度，搞了三年以后，搞熟了调走了。还有终身追责，银行制度设计还有文化层面上怎么能够服务创新科技真地比较难。这是大家跟踪关注的问题。

　　何青：对有确定的、别人已经做过的技术，虽然是卡脖子的技术，别人已经试验成功的，大概率成功的这种东西，银行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小，只要大量资金投入，是有可能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因为前面有例子摆在这儿，最麻烦的是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的技术，比如借出十笔贷款，只有一个项目成功了，最后这个信贷员还出很大的问题，因为九笔收不回来，所以高端精进的技术还是要有好市场。我们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不是让银行搞风险投资，是要确定回报率，银行自己的投资情况，我不管，要保护储户资金安全，这个资金来源属性决定了，我认为银行不能搞风险太高的，哪怕技术创新里面一定是还有技术比较确定的，我看别人已经做过的，但是卡我脖子，就是我有可能成功的，就是成功的概率比较大。在我们国家一定程度上政府也会起到一定的承担作用。现在政策银行业很头痛，有怎么定位的问题，他要搞普惠，搞很多国家战略，又让他按商业银行来，就面临很大的麻烦。

　　瞿强：不能搞运动式、行政式的。我们把问题抽象化思考一下，能不能从成功的经验当中，宏观上面、国家层面上，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最佳的股权和债权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

　　何青：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最佳的。比如说公司估值，公司价值是评估的，它只有价格，大概有一个比例，比如德国是以银行为主体，美国以股票为主体，但是德国小和专的技术，不是说德国不好，主要是技术方面有突破，而不是重大的科技上面。

　　瞿强：美国也有点碰巧，有特殊性。

　　王永钦：我回答几个问题，普惠金融，现在农村土地不能做抵押品，特别98年房改后，所以法治方面，所有人共同的权力是最基本的。银行确实不太适合创新，因为银行是创造债务的，用债来发债。硅谷银行投贷连动出问题了，所以银行确实不适合做创新方向。原来中国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

　　关于金融结构，中国企业杠杆率比美国高很多，美国内部的钱还有股权比中国高很多。股票类的合约越多，就是证券。

　　王擎：我们缺乏的是初创期的风险投资，我们有时候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可以长期投资的资本，其实我们不缺资本，资本永远系看权衡收益风险基础上，自动选择长期短期，我们没有长期，好的就可以长期。我们认识到了发展长期投资和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要思考的是它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要靠他们，上市已经是成熟阶段，比较后期了，前期起不来的原因在哪里，这是未来我们创新非常大的瓶颈。为什么不愿意做长期的东西。其实是有明股实债的，阶段性投资本来是产业基金的特点，我们有很多投资，但是真正最前端也比较少。赵老师可能有认识。

　　应展宇：你说创投活跃度来说，中国还是挺活跃的，有些国家倒是挺奇怪，比如日本，创投确实发展不起来，其实这种特殊的经济环境，创投从过去十几年的发展整体呈现活跃的态势，有一个问题，王老师也提到，确实没有办法解决后面发展的问题，可能从整体设计来说，中国也在回答一些问题，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规划设计，还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注册制为什么重要，因为把选择权交给市场，不是由监管部门判断这个公司未来前景怎么样，这个东西有很多条条框框，意味着市场筛选出问题了，我个人感觉从制度安排来说，市场化的方向，确实有一些企业已经失去了，不可能有像腾讯、阿里的机会，但是从目前中国创新的活跃度来说，还是应该乐观地看，中国市场化的安排能够完成。

　　瞿强：让市场自己折腾，折腾成什么样，你接受就行了。你给一个空间给一个环境，让市场自己折腾最好。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太大的争议性。大家都有危机感了，有没有补充的？我听了大家的讨论，也在想一个问题，我满脑子疑惑，现代化跟金融之间的关系，金融到底发挥多少问题，金融如果不作为的话，经济肯定搞不好，但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不能强调太多，金融永远是服务经济的，是被经济牵着走的，王永钦老师谈农村金融，中国为什么和农村相关的金融机构问题很多，金融起不了作用，就是农村金融这块太弱，农民没有话语权，没有定价权。反过来看日本、韩国、东南亚农村能搞起来，农民比较厉害，谁也不敢欺负，他们能定价。

　　何青：刚才王老师说制度健全以后，我们上次调研过，它确实能把土地流转，流转后不知道钱怎么花了，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有了钱上了楼房，他生活失去追求了，流转完以后，他变成无业，有自己的收入，但是下一步怎么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王擎：金融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也在思考，在现代化路上，金融还是高度市场化的市场，我们老师也谈到法治化，但是金融的环境不是市场化，至少推进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这个环境要求金融高度市场化，有时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说基本道理，注册制、退市那么多年，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折腾那么多年才推得出来，所以还是要协调推进。九十年代中期提到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很多还没有实现，我们怎么要求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需要同步协调推进才能够实现。我们都在讲金融，有些基础的东西完善之后才能往现代化道路上走，不一定正确。

　　瞿强：学生永远是学校的主体，非常感谢大家，过了12点没有人敲饭盆。还有10分钟，大家可以提两到三个问题，主要向五位。

　　问：各位老师中午好，因为很多老师站在政策制定者或者高层的层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很多时候作为学生，学生并不一定走入学术，大家会进入产业，不管是银行还是PE、PV或者投行，我们这些普通的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市场当中，怎么样可以将自己的职业道路和中国现代化金融相结合，因为我觉得只有和国家政策同一个方向，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作为学生迎合现代化路子有什么建议？

　　赵锡军：刚才瞿老师讲到的吴老师和我还有一个职务，吴老师是全国教指委第一副主任，我是全国教指委的秘书长，金融专硕培养也是很重要的，跟同学们的择业有关系，所以瞿老师让我回答，倒不是一贯正确，我觉得从金融行业本身发展来讲，刚才几位讲到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清晰的，可能越来越强了，普惠金融也好，绿色金融也好，都是大家讨论新的发展的点，国家也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支持，就看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兴趣，在兴趣之下有没有培养自己的能力，这些具备了，你自己就能够选择好自己未来好的方向。

　　问2：各位老师好，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上午看到一个信息，就是松原市历年GDP，它在2018年GDP是1600、1700左右，但是1920年因为疫情的影响，GDP立马降到700多，21年才上升到800，因为现在探讨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之路，到2035年它的路是比较长的，怎么看来疫情的事件对经济的影响，是看成突发事件置之不理，还是要在像赵老师1+X12方等于2，是要纳入考虑还是应该把它当成比较少见的事件，放在一边然后研究，或者是继续考虑它的影响，不管是学术还是别的方面？

　　王擎：一般来讲有很多外部冲击是短期影响，比如突然发生地震，看到曲线是这样的，然后马上反弹，地震原因很特殊，还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疫情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可能带来持续性的需求模式的变化，可能会带动产业结构和需求模式发生持续的变化，这种持续变化就是大家越来越在网上买东西，可能对我们实体店有冲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冲击，而是形成长期的持续的影响，相应需求变化会带来产业结构和产业模式的变化，所以这样一些变化是需要关注的，我只说疫情，夹杂着中美博弈，这是短期冲击，但是疫情会带来比较长期的变化，会影响到供给端的结构，对它会有一些影响。

　　赵锡军：我补充一点，对说疫情的影响什么的，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疤痕效益，就是疫情会对经济主体留下疤痕，这个疤痕什么时候消失不太清楚，当时他的判断是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不同的国家不一样，会留下8-12%的缺口。

　　瞿强：谢谢各位嘉宾，尤其是谢谢同学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