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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百川千流念家国(子曰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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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西汉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这样称赞河流:“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许多古籍都对河流有大量的记载,《诗经》《山海经》《尚书》《说文解字》……代不乏书。

  大概在东汉、三国时期,出现了一部《水经》,1万多字,记载了137条水道的发源、流程、归宿,作者已不可考。

  北魏时期,有位官员郦道元觉得这书写得太粗,又缺乏触类旁通的信息,于是就搜集相关资料,重新编排与注释,涉及大小河流、各种水体多达3000多条,成书40卷,共计30多万字,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地理系统。

  这就是《水经注》,成书之后命运多舛:先是经历了50多年兵荒马乱,好不容易挨到了隋朝,国家才予以收藏;又经过了500多年,此书才从手抄本过渡到印刷本;但当它第一次被印刷出来时,已经残缺不全了;又经过7个多世纪,在许多学者的接力校勘后,才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目。

  为什么经过如此颠沛流离之后,《水经注》还能够基本完整地流传至今?原因很简单,这是郦道元在为官戎马之暇,利用各种地方文献和实地考察所得信息而写成的“宇宙未有之奇书”(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语)。为了写作本书,郦道元广泛搜集、占有资料,仅从《水经注》各篇列出的资料来看,就超过430种书。

  清代学者沈德潜认为,在我国古代记载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经注》可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

  为什么这么说呢?书中对每条水道的发源、流向、二三级支流的汇入、最终归宿等,一一做了详细而有条不紊的描述;对水道流经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战争遗址等,也做了详尽记录;不仅如此,还对许多水道流域内的自然环境――山脉、溪谷、川原、气候、土壤、植被等,以及人文景观――宫殿、苑囿、园圃、寺庙、桥梁、碑刻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同时,对当地的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物产资源、民歌谣谚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记载。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评价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

  其中,《水经注》对研究地理的历史变迁,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如瀑布,《水经注》记载了60多处瀑布,不仅位置准确,还记载了不少瀑布的高度。利用这一点,与今天的位置进行对照,可以精确计算出瀑布后退的速度,从而算出河流溯源侵蚀的速度。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就曾根据《水经注》记载的壶口瀑布位置,与唐代书籍《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位置进行对比。计算的结果是,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到唐元和八年(813年)之间的286年中,壶口瀑布每年平均退缩5.1米。

  《水经注》对于河流水文的记载,还包括含沙量、水位、流速、冰期等方面。以黄河为例,《水经注》有一项记录,不知为多少著作所征引,即卷一《河水注》所说的:“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由此可见,黄河最晚到西汉时期,就已经是泥沙俱下、浑浊如斯了。

  除了自然地理,《水经注》繁征博引,留下了不少人文地理的内容。凡一水流经之地,郦道元都会考察流域内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记述逸闻轶事。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往往赖以保存。

  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记载,《水经注》可当作绝美的文学作品来看。郦道元历来被认为是描写风景的高手。他不用前人的陈词滥调,追求新颖的表达方式,比如描写河流的清澈,他用的话是“鱼若空悬”。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描写溪流的清澈时,说的是:“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就是化用郦道元的表述。

  对景致的整体描写更能看出郦道元运笔的清新。《水经》中有一句“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他是这么注解的:“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赴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飞流,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

  书中似此之处,应接不暇,而且很少雷同之处,皆因郦道元追求语言多变。以瀑布为例,《水经注》里用过的指代词汇有“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波”“飞清”等。如此变化不穷,难怪清初学者胡渭在谈及读《水经注》的感受时说:“至今读之,勃勃有生气。”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郦道元一生在北魏做官,从未到过南方,但基本上按照大一统的汉王朝的疆域来撰写《水经注》。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但在《水经注》中,郦道元细腻地描写南朝的江山风物,反映出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声。因此,在这部地理著作中,浸透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足以称为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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